朱佳木：中國共產黨歷經百年依然朝氣蓬勃的原因

黨建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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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歷經百年依然朝氣蓬勃，原因有很多，這里也只分析其中三個主要原因。

一、擁有為人民大眾謀利益的初心并能始終堅守初心

所謂初心，就是黨成立時確立的奮斗目標。前面說過，中國共產黨雖然是共產黨，但由于我國的特殊國情，所以在奮斗目標中既有實現共產主義，也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然而，無論實現共產主義還是民族復興，核心都是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的幸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為人民謀幸福，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我們要時刻不忘這個初心，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中國共產黨之所以總能把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和仁人志士吸引到自己這邊來，并且總能補充新鮮血液，使自己始終充滿生機與活力，一個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大革命時期，黃埔軍校大門兩側有副對聯，寫著：“升官發財請往別處，貪生怕死莫入斯門。”那時報名進黃埔的人，應當說多數確實懷揣救國救民的理想。但自從蔣介石背叛革命、實行分共政策，想升官發財或與土豪劣紳、官僚買辦有利益關連，以及思想糊涂的人，便留在了國民黨里；而真正想救國救民、舍生忘死的有志之士，或者本來就是共產黨員，或者從國民黨那里跑到了共產黨這邊。是什么把他們，包括許多原本不愁吃穿、生活優越甚至已有高官厚祿的人吸引到中國共產黨這邊來的呢？不是別的，最大的吸引力就是黨的初心。正如抗大校歌所唱的：“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后來，中國共產黨在奪取全國政權后，仍然把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因而仍然能把愿為人民服務、為國家效力的人吸引進來。

二、擁有注重實際、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并能不斷創造出新的理論

一個政黨如果總是教條地固守某種理論，既不結合客觀實際，也不注意客觀事物的發展變化，自然不可能有什么朝氣。中國共產黨能歷經百年依然朝氣蓬勃，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能依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做到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

馬克思主義是全世界共產黨的指導理論，也是中國共產黨所遵循的指導思想。但正如列寧所說：“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作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它所提供的只是總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于法國，在法國不同于德國，在德國又不同于俄國。”同樣，這些原理的應用在中國也不同于歐美各國。

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最大的貢獻就在于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比如，他發展了馬列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領導權的思想，創立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他還提出中國資產階級有兩個部分，無產階級領導的統一戰線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特殊條件下也要把一部分大資產階級包括進去；在統一戰線中要保持獨立性，堅持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政策；中國的武裝斗爭只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戰爭，通過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革命勝利后，毛澤東從我國實際出發，借鑒蘇聯經驗，采取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重工業與輕工業、農業同時并舉的方針；創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以及黨和民主黨派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對城鄉各階層要統籌兼顧等主張，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理論的創新不僅在于理論與實際的結合，而且需要根據實際情況的發展變化不斷提出新的理論。習近平總書記說：“社會實踐是不斷發展的，我們的思想認識也必須不斷前進，不斷根據實踐要求進行創新。世界在變化，時代在前進，實踐發展永無止境，我們認識真理、不斷進行理論和實踐創新、不斷開創事業新局面的征程也永無止境。”正因為如此，當國內“四人幫”被粉碎、國際上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后，中國共產黨又根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問題，創立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因為有著一個又一個基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理論創新，所以黨才能夠始終充滿生機與活力。

三、擁有自我糾錯和修復的能力并能勇于承認錯誤、糾正錯誤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過：“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 《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0頁。]反過來，犯了錯誤而不承認，或者承認錯了卻背上了包袱，這樣的政黨或個人都是不可能前進的，更不可能有什么朝氣。

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犯過錯誤，遭受過挫折，有的還是長時間、全局性的，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過重大損失。但犯這些錯誤的原因，并非黨的性質、理想、宗旨發生了變化，而是由于認識上出現偏差或缺乏經驗所致。所以，我們黨每當犯了錯誤并發現錯誤后，總能勇敢承認、堅決改正、重新奮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從不諱疾忌醫，敢于直面問題，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極強的自我修復能力。”[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589頁。]毛澤東也說過：“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 《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頁。]

在建設年代，中國共產黨遭受的嚴重挫折和損失莫過于“文化大革命”。對此，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11頁。]但決議同時指出：“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于繼續探索。”[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17頁。]“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的，……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15頁。]這就告訴我們，“文化大革命”雖然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嚴重損失，但它的出發點是探索在革命勝利后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鄧小平也說過：“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 《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頁。]這樣總結經驗，沒有回避錯誤，又實事求是地分析了犯錯誤的原因。正因為如此，黨才能很快統一思想，重新振作，團結一致地為奪取現代化建設新勝利繼續奮斗。

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沒再發生全局性、長時間的錯誤，但在一些具體領域、具體政策、具體做法上也有過失誤，走過彎路，受過挫折。例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但黨并沒有說這個口號不適用于任何社會階段，更沒有說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階級斗爭；相反，一再強調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被消滅以后，“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 《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5頁。]。鄧小平也說：“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 《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2頁。]然而，一些人偏偏忽視甚至否認階級斗爭的存在，結果出現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導致“兩個總書記都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了跟頭”[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4頁。]。所以，1987年初，鄧小平針對部分學生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時指出：“我們思想戰線上出現了一些混亂，對青年學生引導不力。這是一個重大失誤。”[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8頁。]1989年政治風波過后他又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里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但今天回頭來看，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6頁。]事實說明，出現這些失誤后，只要認識到了問題的根本所在，我們黨就能以極大努力加以糾正和彌補。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更加鮮明地指出，要“推動全黨把堅持正確政治方向貫徹到謀劃重大戰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務、推進重大工作的實踐中去，經常對表對標，及時校準偏差”[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93頁。]。近些年來，黨之所以能以更大的決心和毅力糾正和彌補過去某些失誤和不足，根本原因就在于用堅持正確政治方向這個“表”這個“標”，對照檢查了重大戰略、政策、任務、工作的謀劃、制定、部署和推進。

例如，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人明里暗里反對改革開放必須堅持正確方向，說什么改革開放就是方向，無所謂社會主義方向還是資本主義方向，甚至一看到重申四項基本原則，就說“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了”；一聽到強調“國有企業要做大做強做優”，就說“需要重啟改革”啦。對于這些聲音，習近平總書記理直氣壯地指出：“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他強調：“不能籠統地說中國改革在某個方面滯后。在某些方面、某個時期，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但總體上不存在中國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沒有改。問題的實質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我們不能邯鄲學步。世界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 《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4-15頁。]

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肯定了按勞分配原則，并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允許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目的都是使社會的各種活力競相迸發，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但有人片面理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鼓吹新自由主義思潮，把公平與效率對立起來，胡說“公有制效率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應把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收入分配差距要進一步拉大”等等。進入新時代，黨中央把公平與效率都納入“以人民為中心”，“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6頁。]這一總的指導思想之下，指出：“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553頁。]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們不能做超越階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說在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就無所作為，而是要根據現有條件把能做的事情盡量做起來，積小勝為大勝，不斷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69頁。]近些年，中國共產黨把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全黨上下進行聲勢浩大的脫貧攻堅戰，使現行標準下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就是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實質性進展，是堅守初心、創新理論的鮮明體現。2021年8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進一步強調：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要先富帶后富、幫后富，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于創業的致富帶頭人；對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要有充分估計；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參見《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統籌做好重大金融風險防范化解工作》，《人民日報》2021年8月18日。]這一重大政策性宣示，再次表明中國共產黨在共同富裕問題上，正在扎實貫徹既量力而行又盡力而為的方針。（節選自《中國共產黨歷經百年依然朝氣蓬勃的表現、原因和經驗——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原載《毛澤東思想研究》2021年第6期》

【朱佳木：長安街讀書會主講人、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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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劉星月；初審：程子茜；復審：李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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